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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审批流程应当与纸质审批程序一致。

进入专题： 裁量收缩理论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危险防止责任 裁量基准 保护规范说 。考虑到这一理论背景，结合我国目前的问题状况(详见后述)，笔者认为裁量收缩理论的日本表达更具参考意义。

换言之，受害人基本权利与加害人基本权利的比较衡量获得了一个法律解释平台，盐野宏所担心的危险防止措施有时会包括对私人自由与财产的侵害被定位于这种行政裁量的限界问题。具体而言，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但就正文提到的三面关系而言，危险防止责任的认定其实包含着国家与企业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如果侵扰或危险的程度非常高，则有可能将不介入决定视为裁量瑕疵。留在拖斗里的生猪，原告应自己设法处理。

如，日本《食品卫生法》明确将保护国民健康列为立法目的，且明确规定禁止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提炼、制造、进口、加工、使用、调和、贮存或陈列那些包含或附着以及有可能包含或附着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添加物。[16]参见前引，山本隆司书，第355页因此，建立具有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印章、统一电子证照等公共支撑系统功能的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刻不容缓。

法院对裁量滥用、明显不当的审查，也超越了具体人或者具体事项，是对同一类人或者同一类事项是否存在系统性偏见的审查。来源：《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5期。第三，对于由系统生成的决定，无论是自动化决定还是数字化协助下人工介入作出的决定，当事人不仅有权要求行政机关说明理由，更是有要求解释算法功能的权利（ther rightt to an explanationo of the functioning of an algorithm）。[64]严若冰、白利寅：《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44页。

（3）行政机关应为网上系统设计缺失承担责任。申请人启动在线申请行政许可，一般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身份证（或同类证件）正反面扫描件、人脸识别信息。

[82]陆俊：《智能官僚主义的技术规制和动因分析》，载《国家治理》2020年第1期，第28页。[5]这避免了传统上强调职权法定、各司其职而带来的碎片化审批、审核疏漏、扯皮推诿。[4]郑石明、郑琛、刘哲明：《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网上联合审批研究——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9期，第25页。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普遍被要求在自动化设备上操作，系统一般由上级部门负责开发、管理和维护，基层行政机关的操作权限仅为录入信息和终端应用。

广东省人社厅解释，因网上审批系统出错，导致自动默认重新申请鉴定的审批事项由广东省人社厅办理，办理结果自动生成救济途径。[58]《关于做好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电子凭证服务应用工作的通知》[广公交（传）字[2018]248号]第2条第（一）项规定，民警路面执法检查驾驶人证件时，如出现驾驶人忘记携带实体驾驶证、行驶证的情况，允许其出示广东交警微信公众号或粤省事微信小程序里的电子凭证，民警通过PDA或经过系统核实后视为持有驾驶证、行驶证，不得以未随身携带驾驶证、行驶证为由对驾驶人进行罚款、扣车。在深圳市龙华新区可乐园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诉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环境行政许可案中，行政法官认为，应当直接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在网上提供与听证有关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名称，并能正常下载阅读。法院认为：被告对行政许可予以注销和变更，未告知原告决定内容，不符合程序正当原则。

与此同时，引入数字化技术，才有可能将跨部门、跨机构的后台办公作业无缝集成到一个系统，‘一站式电子审批服务平台、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和电子绩效考核系统的开发和引进为并联审批、数据共享以及业务协同提供强劲技术手段。[18]刘晓洋：《人工智能重塑政务服务流程的认知逻辑与技术路径》，载《电子政务》2019年第11期，第108页。

如果网上审批记录与纸版材料不一致，应当进一步查清事实。其次，从理论上看，学者多主张破解算法黑箱的方法，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公开和说明算法原理。

（三）网上审批决定的生效时间第一，半自动行政审批中有人工介入作出的决定，本质上都是人工决定，与传统行政行为一样，原则上送达生效。法院在证据审核时不予采信，认为被告在网上审批工伤保险待遇的流程，不能证明被告自身具有审核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以上第二、第三都是自动化决定，之所以可以点击获悉即刻生效，首先，皆因系统设计由申请人自行打印，免除了行政机关送达义务。[70]参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5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6）尚未充分发挥电子证照的应用优势。网上审批系统毕竟是行政机关提供，行政机关应当为网上系统设计不周密承担责任。

而机器是无生命的，不具有心性和灵性，既不属于自然人也不符合法人的构成，所以机器自己无法形成和表达意思。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进行联合踏勘，将多阶段部门程序转变为一体化政府流程。

归纳起来，已关注的问题包括：（1）PIN码认证、短信验证码认证、指纹认证、人脸识别等身份认证方式，安全性仍然需要改进。当事人认为，审批系统同意颁发许可，当事人就已经获得许可，行政机关应当颁发许可证。

这是我们解决涉及系统法律问题的出发点。[114]电子证照文件每次打印均会自动生成二维码、使用用途及使用期限，通过二维码即可查询，行政机关可以通过业务协查，跨地区、跨部门在线核验，不必坐等统一系统平台建成。

这也可以视为行政机关经过审核作出了审批决定。[65]况且人面识别身份认证已广泛运用于金融、电信等领域，无论从有效性、可接受性还是适宜性看，[66]该技术没有明显瑕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颁发必须经过网上审批及现场纸质审批，确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后才能予以颁发。政府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权限已经更加明确化、清晰化，基本上实行了执法规范化、文书格式化、裁量标准化。

被告提醒法院，假如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请，车管所客观上也无法办理。[52]参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2706号行政裁定书。

在马某与四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一审行政判决书中，[50]《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第49条与我国2011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规定不一致。[32]卢超：《行政许可承诺制：程序再造与规制创新》，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84页。

比如，系统自动完成受理，形成业务编号，提供智能比对，出具审批报告，还需要经过人工现场检查、核验、发证。在武汉市洪山区当代光谷智慧城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诉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第三人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许可案中，[60]对于在线审批平台公示，法官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29]（4）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各部门开放更多的数据，而数据的集中、开放将进一步带来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的问题。[13]Rebecca Williams，Rethinking Administrative Law for Algorithmic Decision Making，2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68，493-494（2022）.[14]Teresa Scassa，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Governance of 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A Critical Look at Canada's Directive on 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54 U.B.C.Law Review 251，252-253（2021）.[15]陈涛、冉龙亚、明承瀚：《政务服务的人工智能运用研究》，载《电子政务》2018年第3期，第23—26页。但是，首先，行政机关无需主动对每个自动化决定作出解释。[90]实践上又主动排除了可以考虑诸多合理因素。

（5）没有践行正当程序的要求。在万某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二审行政判决书中，[39]行政机关当场受理、当场审批、当场出件之后，为了统计和管理行政审批事项，还需要第三人和被告在网上进行有关数据补录。

在陈某某、方某某等与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行政管理：其他（城建）一审行政判决书中，[45]法院完全认可了被告以事发当日系统记录进行举证，证明被告没有关闭网上备案系统，限制商品房的网签。因此，我国行政许可法在未来修改中必须作出更加有针对性的相应规定，即增设线下审批、人工审批所不曾有的特殊规则。

（5）识别重点监管对象，实时追踪与预测。本文也不加区别地使用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